作者丨荣智慧
唯物的中国芯片产业深度观察
2月底，“中国手机行业将迎来全面涨价”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第4位，相关阅读量逼近3000万。人们对手机涨价的反应出奇地“强烈”。
去年秋冬，内存的价格涨幅一度超过黄金，那时已经注定所有带内存的电子消费品——手机、电脑乃至汽车，价格都得随着上涨。为何过完年，终端商说涨价，大家又来了一波情绪？
其实，人们焦虑的绝不是几百元的事儿，也不是不理解配件涨价所以商品涨价的市场逻辑，而是手机已经从消费品变成“生存工具”了。所谓的“选择自由”，不过是在某一个价格区间选择某个品牌的自由，可不是不用手机的自由。
所以，因为没有不用手机的“自由”，手机涨价并不存在“躲过去”的幸运，消费者迟早都得被迫承受。
尤其政务服务、医疗服务、银行服务统统“数字化”，都需要用手机完成，手机和水、电、燃气一样，已经具备公共品属性，但定价权完全在企业手中。
当下，手机涨价绝非简单的消费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数字化生存成本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一个人无法负担智能手机，他失去的不仅是一个通讯工具，而是参与现代社会的基本能力。
从消费品到生存工具
春节期间，从北京回到东北老家的西西摔碎了手机屏幕。她本来想凑合用，但很快发现这个想法不太现实。回公司，打卡要扫码，地铁进出站要刷手机，午餐得用APP点外卖，楼下便利店也不收现金……顶着蛛网状屏幕的手机实在难堪大用。
三天后，她花5000元买了台新手机，比原计划多1000元。
自2025年底起，多家手机厂商陆续上调新品价格，这一趋势将在2026年延续。从主流品牌调价情况看，红米K90系列、iQOO15等新款机型，较上一代涨价100至600元不等；联想、OPPO等品牌的部分中端机型，涨幅高达20%。
消费者在一家手机专卖店选购手机/新华社发(初宝瑞摄)
西西的遭遇是消费者生活的缩影。手机早就不是你“选择买或者不买”的商品，而是你必须使用、无法退出的“数字化生存工具”。
手机是在千禧年前后进入“寻常百姓家”的。
手机最初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移动电话”，用来打电话、发短信，没有它，用固定电话、公共电话也一样，属于可选型消费。到21世纪10年代，手机的核心功能是社交、娱乐、购物，没有手机，人们可以用电脑上网、去实体店购物，属于改善型消费。
从2020年开始，手机成了“数字身份证”，核心功能包括支付、政务、门禁、打车、挂号等一系列生活离不开的基础服务，没有任何替代品可以替代手机，这种消费带上了“强制型消费”的色彩。
虽有一定争议，但健康码或者说“数字管理”成为了社会基层治理的一个探索方向。此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数字化不断铺开，“线上办理”几乎取代了一切其他方式。上世纪90年代“敲门收水费”的现象一去不返，“偷钱包”也成了历史“遗迹”，而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长者也很难在当下自行就医。
根据国家统计局2月28日发布的统计公报，全国移动电话用户达18.2684亿户，5G移动电话用户达12.04亿户。互联网上网人数11.25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11.21亿人。
也就是说，不使用手机的人，近乎于被排除在现代社会主流之外。
在数字化社会，个人为了参与社会基本活动、获取基本公共服务，必须支付相关的硬件、软件等“数字化生存”费用。当手机成为数字化生存的必需工具，这笔费用就带上了“强制”的性质。
准公共品
在当下的社会，手机已经具备了公共品属性，而定价权完全在企业手中。
公共品的经济学定义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商品，通常由政府提供监管，如道路、水、电、燃气等等。当一项商品“不用就没法生存”，它就具备了公共品属性。
如果要“杠”，说不用智能手机也能生存，当然也是成立的。不过，我们应用经济学的概念考虑普遍性的机制，比如“退出成本”。
手机的退出成本非常高。
功能上，你的银行卡绑定在手机上；你的社交关系在即时通讯软件里；你的工作文件储存在办公软件和企业聊天软件里；你的出行记录、消费记录、健康数据都在手机里。
公共服务方面，无论是疫情期间的健康码，还是后疫情时代的电子身份证、电子社保卡、电子驾照以及各种本地服务APP，都需要公民使用手机运行程序、出示数字“身份凭证”，才能享有相关公共服务。
生活方面，打车、外卖、快递都要移动支付。工作方面，除了一些小作坊，大部分企业都要求员工线上“打卡”、提交工作任务、开会，乃至“远程办公”。
这些功能的锁定导致了社会关系的锁定，不用智能手机寸步难行。
对比其他消费品的“退出成本”，就可以看出手机的退出成本具有极高的“准公共品”属性。不买小汽车，可以坐公交地铁、打车。不买名牌包，拿个帆布袋一样装东西。这些消费品的退出成本非常低，不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总有相应替代品行使相应功能，对生活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虽然电脑作为数字化工具，普及率也很高，但电脑的退出成本很低。首先，手机要随身携带，即时响应，健康码、打车、支付、门禁、工作消息的回复都有即时性；而电脑多部署在固定场所，在特定时段使用，属于延时响应。
其次，手机绑定了个人的数字身份，手机号是“实名认证”的核心，几乎所有APP都要实名注册，手机也保存了人脸、指纹等个人生物信息；电脑只是个工作终端，可以用别人电脑登录自己的账号，去网吧、图书馆也能使用公共电脑。
另外，电脑的功能，比如办公、娱乐、购物等，手机都可以替代；但手机的扫码支付、移动打卡、即时通讯等功能，电脑都替代不了。
相比之下，手机的退出成本绝不是一般消费品所能企及的。
所以，手机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品，但已经成为准公共品。
公共品如水电燃气，政府会监管价格。公共交通，政府会提供补贴。手机也是同样的必需品，但价格完全由供应链企业和手机厂商说了算。
消费者在一家手机商店内选购手机/新华社发(初宝瑞摄)
这就形成一种悖论：国家的数字化基建、数字化治理使手机成为公民的“刚需”，而手机厂商享受了市场需求被牢牢锁定的红利，却不用承担任何普遍服务的义务(比如保障低收入群体、特殊群体的需求)。
对于人们来说，一边是普遍的、别无选择的“数字化生存”，一边是“涨价乃市场规律”，除了默默掏钱不断换更贵的手机，也没什么别的解决办法。
而且，这一悖论里存在一个最大的陷阱：手机没坏，但已经被“淘汰”了。
手机没坏，已被淘汰
今天，一个还在使用iPhone 12的用户会发现：微信的占用空间高达60G，公司新上线的OA系统要求iOS 18以上，银行和交管APP提示“请更新软件后使用”……
手机硬件一点没坏，顶多电池续航不太行了，但已经被软件和生态“判了死刑”。
这种现象叫“计划性淘汰”，最早由美国工业设计师布鲁克斯·史蒂文斯于1954年提出，指的是“制造商故意缩短产品寿命，迫使消费者频繁购买”。
手机的“计划性淘汰”主要包括三种形式。
硬件淘汰，比如电池衰减，比如接口变化，从Lighting到TypeC，需要重买配件，比如屏幕老化，有些OLED屏幕几年后会“烧屏”。软件淘汰，比如系统更新让旧机型卡顿，比如新系统干脆不支持旧机型，比如APP越来越大，旧手机容量不够。
存储空间不足导致的手机卡顿是推动消费者更换新手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诺言供图
还有一种生态淘汰，比如银行、公共服务APP存在“最低系统版本”限制，低于这个系统版本程序就没法打开，比如某些新功能只在新机型开放，如Apple Intelligence只支持iPhone 15 Pro及以上机型。
并不是消费者想换手机，也不是硬件不“扛造”，主要是生态掌控者如苹果、谷歌以及一些服务供应商，通过系统更新、APP膨胀、功能限制，人为制造了手机必须“淘汰”的紧迫感。
消费者的手机没坏，只是“不够格”参与日新月异的数字社会了，特别是AI加持的AI社会。
根据中国信通院数据，截至2025年上半年，中国手机用户的平均换机周期已经从2020年的24—25个月增长至33个月，时长的增长近40%。
这当然不是手机更耐用了，而是消费者在“硬撑”：能不更新系统就不更新，老没电就多带几个充电宝。
2月12日，旅客在北京西站候车大厅内的免费充电服务区给手机充电/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遇上涨价潮，大家“撑”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硬撑”是为了省钱，有些人“硬撑”是因为没有钱。手机的涨价会提高数字劳动的门槛，造成新的“数字鸿沟”。
曾有一位外卖骑手透露，他的千元机特别卡，导致他抢单慢，好的单子总被别人抢走；导航加载也慢，送单超时要扣钱；电池不耐用，中途充电影响接单量。
他特意算了一笔账，假如换一部4000元左右的“高端机”，每天可以多接3—5单，月收入增加约800—900元，但是他拿不出这4000元，只能继续用旧手机，陷入低效率——低收入——买不起好手机——更低效率的恶性循环里。
当下很多劳动群体必须依靠手机开展工作，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直播从业者、自媒体创作者等等，手机是他们的生产工具，手机涨价则意味着他们入行的门槛提高，工作的效率也在分化，最后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也可以说，手机已经是每个人的生产工具，只不过有些群体对手机使用效率的依赖不如上文提到的群体那么严重。
所以，手机涨价的新闻，热搜榜3000万的阅读量，背后承载的是每一个人对“数字化生存”的成本上涨的担忧。
人们的生活、工作、社交、消费乃至生老病死，全部建立在一个小小的、几千元乃至上万元的电子设备上，而这个设备两三年就得换、价格不断上涨、自己又别无选择。
当技术的进步和社会治理的需要让人们越来越依赖某个工具，那么，谁来保证这个工具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
来源：顶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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